关于这个题目，头脑中浮现了很多关于启蒙，人生，批判，国民性这样的词汇。谈到启示，个人认为，鲁迅先生的文学道路也正是他从思想家、文学家走向革命家的道路。

在中国被称为“东亚病夫”的年代，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。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、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，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，他觉得“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”。他毅然弃医从文，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。在文学革命初期，鲁迅以“表现的深切”和“格式的特别”开创了新文学发展的新模式与具体实践。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。在作品中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小人物的形象，如《药》的华老栓，《故乡》中的闰土，《祝福》中的祥林嫂，对人性的思考与小人物的精神病态的探索，使鲁迅小说最重要的精神内核，使中国现代小说走向成熟。此时文学成为他手中的工具，代替了那把手术刀，开始了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拷问与国民性的深刻批判。

鲁迅身份的转变可以说是从1926年开始的。这一年鲁迅来到广州，亲历了中国新的革命形势，这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方向问题。此外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社会矛盾加剧，随着阶级斗争的风起云涌，文学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增加，促使了新文学的发展与整合。“为人生而艺术”的文学向前迈进了一步，文学革命逐渐像革命文学转变，文学的社会性和教化作用被突出。加之，1930年鲁迅成为了“中国左翼作家联合会”（简称“左联”）的领袖，继而展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艺术的创作，形成了自己坚定的革命文学观念。这时的鲁迅已经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。